日本文化的發展

劉碧蓉

   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,欲瞭解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,即應從其生存環境談起。日本位於亞洲東太洋上的一個群島國家,西隔日本海、中國海、與朝鮮半島和中國大陸遙遙相望。因此自古就有大陸文化傳入;又因海洋相隔,較少受外敵入侵,故能孕育出本國固有的文化。日本山地多,火山也多,且受季節風影響,因此,火山、地震、颱風等自然災害發生頻繁,養成日本人對自然的敏銳感,進而對自然產生恐懼與敬畏,因而很早就有原始的神道信仰。

    日本列島很早就有人類居住者,約在一萬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,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「繩紋」土器;到了三世紀進入「彌生」時代;漢文化已通過朝鮮半島傳入日本,鐵器和水稻亦同時出現,使得小國林立的農耕社會,逐步在日本列島形成。此後在近幾一帶發現大型的「古墳」,顯示日本出現了強大的統治者。其後為使氏族為中心的政治轉向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,聖德太子積極的輸入大陸文化和生產技術。佛學、佛寺等佛教文化與中國諸子學說大日量輸入日本,與當地文化結合,產生日本文化史上的第一高潮「飛鳥」文化。其理想經大化革新實施公地公民、班田收授與租庸調,及律令制度後,終使日本邁向以天皇為中心的律令政治。這種受唐文化刺激的「白鳳」、「天平」文化,不但以貴族為主體,更以佛教為中心,且富有豐富的國際色彩,正倉院的遺留物品,可說是八世紀世界文化的縮影。日本在政治、文化的長足進步,締造了「奈良」、「平安」(京都)的輝煌文化。

    十世紀以後,遣唐使雖然停止派遣,但傳入的中國文化與佛教漸被消化、吸收。一種適合日本風土、人情、嗜好的「國風」文化漸次形成,帶動了「假名」的發達、「和歌」的登場以及「物語」文學的創作。由於人口的增加,貴族的集權、寺院漸次擁有龐大的私有地,使得國有土地制逐漸向私有莊園制發展,並影響原有的律令結構。中央政府受到莊園貴族的控制,致使皇權旁落在藤原外戚身上,藤原以「攝關」身分專政,弔起皇室及近臣的不滿,在一片反藤原的聲浪中,新興的武士開始登上政治舞台。徵兵制的崩潰,中央武裝力量隨之衰落,地方官吏及莊園莊官不得不培養郎黨或郎從武士團,來確保自已的利益與莊團。從士世紀起,這些中小武士團,逐漸形成強大的組織,尤以平氏勢力最大。他們是皇族的後裔,經賜姓後列入臣籍,分到京城以外的地方。他們也是地方的豪族領袖,趁中央政局混亂之機,參與政權爭奪。經過長期的爭戰,藤原氏、平氏先後失敗,再經源平會戰,終使源氏集團佔了上風,取得國家政權。一一九二年源賴朝被後鳥羽天皇任命為夷大將軍,在鎌倉正式建立起「鎌倉」幕府。這是一個以武士為基礎,以將軍為首領,有著主從關係的「武家政治」。由於公卿仍握有莊園以及天照天神的皇室權威,天皇依舊發布詔書、任命幕府將軍,但權力中心卻在幕府所在地。這種特殊的雙軌政治,從鎌倉、室町、桃山至江戶時代,一直存在於旦本政壇。武士生活樸素,重視武藝、獻身主人,鎌倉政權就透過這種武士道精神來維持。另一方面,武士社會興起一股專心唸佛,死後即能往昇極樂世界的淨土信仰,也盛行禪開悟,以接近釋迦境地的禪宗思想,這種尊重精神信仰,輕視建寺造佛行為的大眾化佛教,乘時而動,逐漸在民眾生活中紮根。一三三八年政權轉入足利尊氏手中,開啟了「室町」幕府,到了室町後期,大名之間產生了激烈的混戰,京城荒廢,中央的文化更隨著公卿的亡命移往地方,同時具有幽玄寂靜的禪宗文化,也普遍受到將軍族的青睞,並開始影響日本建築及庭園設計;也影響了美術上的美現。代表日本傳統文化的茶道、花道,也在此一時代奠定基礎。公家與武家文化雖逐漸融合,但政權卻進入以下剋上的群雄手中,到十六世紀強大的戰國大名織田信長、豐臣秀吉先後控制全國,代表武將與富商豪邁氣勢的「桃山」文化出現,其最大特色在於建築及繪畫的表現;城郭的天守閣象徵著權威,繪於牆壁、屏風的障壁畫代表著雄壯,同時更有「南蠻」的異國風采。

    一六三年德川家康在「江戶」設立幕府,為了維持秩序,對大名實施參勤交替的強制統御,同時也確立身分固定,行業不變的階級制,最後再提出以儒家的君臣名分、倫理道德觀,作為穩定「幕藩體制」的理論基礎,終於開創了二百六十餘年的長期安定時期。江戶政權由於採嚴苛的統制,人民只能假借淡化的諷刺,發洩心中的不滿,另一方面,農工商發達,使得文化普及上下各階級,平民之間,學者、文人輩出,代表著庶民本位的「町人」文化興起,並往江戶(東京)移入歌伎成民眾的演劇而發達,以美女、風俗、風景等為題材的浮世繪廣為一般大眾的喜愛。

    西洋的黑船,迫使鎖國的日本開港,西洋的近代化更源源不斷入日本,此時輸入的不僅是文化財產,更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,因此從政治、經濟的社會結構,到食衣住行的日常生活,正不斷隨著西洋文化的移植,廣泛的影響日本人的全部生活。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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